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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为《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章开沅先生与中国商会史研究》，作者为郑成林、董佳如，节选自：《近代史学刊（第27辑）》，马敏 主编。
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契合：
章开沅先生与中国商会史研究
近30年来，中国商会史研究越来越为中外学者所瞩目，不仅推出了一批颇具分量的研究成果，还形成了一支可观的研究队伍，并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这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学术界的思想解放，更与章开沅先生的开拓和倡导密不可分。因此，每当提起中国商会史的研究，人们首先想到的即是先生及其创建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商会研究中心。尽管在先生数以百计的重要论著中，直接以商会为研究对象和主题的并不多，但他对该领域的思考、关注，以及提出的具有开创意义的真知灼见，“引领了这一新的学术潮流”。
一 商会是从整体上考察资产阶级不可缺少的重要课题
先生对商会的关注与思考，发轫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尤其是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考察与探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生的研究兴趣逐渐由太平天国运动转向辛亥革命，并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对近代资产阶级活动及阶级性格的深入探讨。具体研究时，就多次论及商会。在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先生宣读了与刘望龄教授合写的《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该文在对比分析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及其政治派别的态度与表现时，不仅考察了上海、汉口等通商巨埠的商会及其领袖人物，而且探讨了类似鄂北襄樊、光化等中小城市或商镇的商会、商团，认为“辛亥革命爆发时，除上海、无锡等少数城市的商会、商团为形势所迫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起义活动外，大多数地方的商会、商团都对革命采取观望或敌视的态度，这是与其领导成分有密切关系的”。在《试论1913年的“二次革命”》一文中，先生再次认真分析了“二次革命”爆发以后上海、南京等地商会或行业组织的表现，尤其是全国商会联合会京师事务所的态度，指出“很多地方的商会或行业组织纷纷通电反对，或者以实际行动进行阻挠破坏，主要就是大资产阶级在捣鬼”。现在看来，这些研究虽然有待进一步深入和细化，但与当时流行于一时的贴标签式的“阶级分析”相比，仍然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与价值。因为，当时学界研究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的表现，多集中于革命本身以及一些“资产阶级个体”，忽视了对社会环境与资产阶级群体组织的考察，而先生则自觉地将商会、商团等工商团体纳入研究范畴，不仅深化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研究，也拓宽了辛亥革命研究的视野。
章开沅先生
其实，先生自1962年从事张謇研究时，就感到简单的阶级归类很难对过渡时代错综复杂的社会群体做出贴切的解释，到1963年撰写《张謇的矛盾性格》时，“更初步形成张謇从下层社会群体向上层社会群体、从旧群体向新群体转化的思路”。由此可见，先生对张謇的研究不单是对个体人物的探讨，而主要是透过分析人物所厕身的社会集团，揭示他生活于其间的时代与社会的特征。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考，所以当1964年随杨东莼教授和邵循正教授在天津看到收藏完整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天津商会档案时，尤其是当聆听邵循正教授对社会集团研究重要性的强调后，先生立即意识到商会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并着手筹划对商会进行专题研究。然而，遗憾的是1964年因所谓“替叛徒李秀成辩护”获罪，先生被迫停止教学与研究，筹划之中的商会研究也被迫中辍。
拨乱反正以后，为了突破狭隘政治史格局，赋予辛亥革命史研究更为宽广的视野，先生不仅呼吁学界加强商会史的研究，还着手整理和编辑苏州商会档案资料（详后），以及撰文（或指导研究生撰文）对商会组织及活动进行探讨。1980年，先生在《辛亥革命史论丛》创刊号（1980年第1辑）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指出辛亥革命史研究“特别要提倡系统而深入的专题研究”，“不能再停留于不分行业、地区的‘一揽子’式的考察”，“除了企业家与企业集团外，行帮、公所、会馆、商会、商团、码头、集镇等等都应列入我们的研究课题”。次年，在总结新中国成立30余年来辛亥革命研究取得的成绩与不足时，先生再次明确指出，“过去，我们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往往侧重于个别企业主的经济活动，这自然是必要的，却又是不够的。应该扩大我们的科学视野，要从这个阶级的整体着眼，认真考察他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而对清末民初的经济基础与阶级结构进行系统又深入的具体研究。那么，怎样从整体着眼呢？又如何深入探讨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呢？先生认为可以从商会研究入手，商会“是从整体上考察资产阶级不可缺少的重要课题”，因为“从不少大中城市来说，几乎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和影响。……如果多注意考察一些类似这样的社会‘细胞’，并且认真地加以剖析，将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进行更确切的估量”。在先生看来，“除了企业家与企业集团，行帮、公所、会馆、港埠、集镇……举凡资产阶级的各种组织，以及他们栖息并且活动于其间的社会环境，都应该列入我们的研究课题。只有逐步弄清各个侧面，才能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资产阶级的整体，并对这个阶级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动向作出真正科学的说明”。不仅如此，先生还认为“历史诚然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但它决不是个人活动的简单堆积，而是由许多相互关联的群体（阶级、阶层、政党、社团等）组成的一种社会运动”，因此，“从研究的总体布局来说，如果过分地偏重于个别人物的研究，而相对忽略了整个社会环境的研究，则必然容易在不同程度上流于孤立的个人史事铺陈”，“在资本家个人和资产阶级整体（或其某一个阶层的整体）之间，多做一些集团（如资本集团、行业、商会以至商团、会馆等等）的研究，然后再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区分，所得结论可能比简单的上中下层划分更切合实际一些”。
在具体的研究中，先生也正是循着上述路径思考，把探索的触角尽可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由商会组织的兴起与发展状况剖析了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发展的程度。在探讨了商会的成立意义与主要活动，以及与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关系后，先生认为商会是早期江浙资产阶级社会活动最重要的舞台，增强了资产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商会与政府之间公文往来形式——引者注）无非是表象的变化，通过商会团聚起来的资产阶级，逐步控制了一些大中城市的市政机构，才是问题的更为本质的方面”。1982年，在北美亚洲学会第34届年会暨“辛亥革命与民国肇建”学术研讨会上，先生在与台北和海外学者交换对辛亥革命性质的意见和看法时，更为系统地论及商会，并以正在整理的苏州商会档案资料为例证，指出“建立商会决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模式，也不是出于清朝皇帝偶尔善心的恩赐，而是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的结果，它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1904年以后各地商会的先后建立，可以看作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的重要标志。1905年以后，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在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中显示出越来越大的活动能量，是与他们有了商会这个纽带和基地分不开的”，“商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方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社团，有了为本阶级利益说话的地方，从此不再是以个人或落后的行帮形象，而是以新式社团法人的姿态与官府或其他社会势力相周旋”。
这些详细又具体的实证分析，迄今依然有很强的说服力，使我们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及其爆发的时代与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加强社会集团研究的倡议更是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共鸣，不仅将辛亥革命中的资产阶级研究从“上中下”的阶层分析、单个企业与个人的考察推进到社会群体及集团研究的新阶段，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学术界开展中国商会史研究的热情，促使商会研究逐渐成为“社会集团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进而深化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张謇人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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